木云的博客
耳目喉舌论内涵及对当前新闻改革有何启示呢？
新闻人 发表于 2007-10-04 10:54:01
现代意义上的大众传播事业发端于西方，故而集权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责任传播理论等，都首见于西方传播学者的论著之中。然而，这并不意味中国现代新闻哲学指导思想的厥如。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不但萌生了自由主义的哲学思潮，而且波澜壮阔地影响到本土以外如香港、日本、美国和南洋等地华人社会的报业。
随着社会环境的变更及新闻事业的向前发展，早期喉舌论的诞生和舆论导向的发展，正伴随着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前进的步伐不断进行调整与创新。
一、中国的新闻自由主义思潮
19世纪末，中国处于内忧外患和列强环伺的夹缝中，许多有识之士从西方船坚炮利的表象，深入到社会政治体制和人文形态的各个层面，从而萌生了效法西方，以改变国家愚蒙闭塞现状的设想。他们认为，要救亡图存，必须利用报刊传播讯息以开发民智，从而踏上富国强民之路。
1897年10月，严复在叙述《国闻报》缘起时说：“《国闻报》何为而设也？曰：将以求通焉耳。夫能这道有：一曰通上下之情；一曰通中外之故。”《国闻报》的栏目为：一、告白；二、上谕及制台辕门抄；三、路透电报；四、社会；五、地方新闻。它不仅刊载国内外时事，还经常发表社论，宣传变法维新，是北方最有影响的报纸。[1]
这一时期的新闻工作者，冲破了清朝政府的层层限制，在海内外广泛开展办报活动。除了各类政府官报陆续出台，维新保皇派和民主革命派竞相办报鼓吹各自的理念，就连教会和外商投资创办的报刊也有一定的发展，不但促进了中国近代的自由主义思潮的萌芽，并涌现出一批自由主义报人。
中国自由主义办报风潮
王韬是近代中国倡导报刊言论自由的先驱者，同时也是首位将西方自由主义理论输入这个古老帝国的新型知识分子和自由报人。他撰写专文，系统阐述自由主义办报的思想，并且主张放宽言路、准许民间自由办报，认为这才是实现民族进步的根本。“报盛行而中国振兴矣”，寄予了他对国家民族自强的殷切期望；同时，他在社论中屡屡抨击极权政治、宣传人权观念，首创“文人论政”的传统。所谓“文人论政”，指的是站在民间立场上，不依附任何党派，独立昂扬地运用自由的原则发表政见，针砭时弊。后来的办报者都秉承了这一优良传统。
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这是中国报刊史上首家影响最大的民间报纸，在风格和编排方式上都受到英国《泰晤士报》的影响。该报自创刊始便把批判专制、揭露罪恶，以及呼唤中国社会在思想和体制上实现根本性变革，放在了重要位置。
继王韬之后，梁启超是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上的又一个重要人物。1901年至1903年旅居日本期间，他撰写了大量的政论文章，介绍西方的哲学、社会政治和经济学说，热情颂扬西方为争取自由和宪政的人物，同时发表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政治哲学论文《新民说》，这是当时最具震撼力的“自由主义政纲”。《新民说》中专门有一节“论自由”：“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者也。”捍卫个体自由与倡导民主，是梁启超新闻自由主义思想的两大主要核心。
1912年初，梁启超在天津创办了《庸言》报。《庸言》的取名，体现了梁启超独立自由的办报思想，他解释说：“庸之义有三：一训常，言无奇也；一训恒，言不易也；一训用，言其适应也。”〔2〕庸言，实乃平允之言，实用之言，独立之言。梁启超还提出：
夫报之所以有益于人国者，谓其持论之能适应乎时势也；为其能独立而不倚也；谓其能指陈利害，先乎多数人所未及察而警告之也；谓其能矫正偏颇之俗论而纳诸轨物也；谓其能补多数人常识所未逮，而为之馈贫粮也；谓其能窥社会心理之微，针对发药而使之相说以解也；谓其对于政治上能为公平透亮之批评，使当局有所严惮也；谓其建一议发一策，能使本国为重于世界，四邻咸知吾国论所在而莫敢余侮也。〔3〕
然而，由于维新派人士把开放言禁从而获取民间言论自由的企盼，寄托在君主的开明和恩赐上，故前景的渺茫可想而知。1914年，黄远生接替梁启超主持《庸言》报，在梁启超要求报刊“言论独立”的基础上，提出了实现法律保障“言论独立”的思想，这是他“法治独立”、调和党争救时之策的延伸。他曾撰文指出：“……法治国之不可无党，顾诚不欲以神圣高尚政党之名词，致为万恶之傀儡也，乃觉今日必有超然不党之人，主持清议，以附于忠告之列。其言无所偏倚，或有益于滔滔横流于万一。记者诚非其人，特有志焉而已。”〔4〕
黄远生曾言，“吾人造言纪事，决不偏于政治一方。以事到今日，吾人已深知一社会之组织美恶，决非一时代一个人一局部之所为。”又说：“吾曹不敢以此区区言论机关，据为私物，乃欲以此裒集内外之见闻，综辑各种方面之意见及感想。凡一问题，必期与此问题有关系之人，一一发抒其所信，以本报为公同论辨之机关”〔5〕。但由于他和梁启超一样，始终把言论独立的实现诉诸当时的政治力量，把制定法律的国家权力看成是悬空却又独立的最高权力。因此，黄远生的新闻思想在当时的社会，是不可能付诸实践的。
1919年，五四运动的兴起，引发了继维新运动后的又一次办报高潮。当时的报人普遍认为报纸是社会之公器，有“昌言时弊，指斥政府，评论约法”〔6〕之天职，同时也是全体国民的喉舌，以及自由发表言论的园地。此外，无论是“好政府”还是“坏政府”，都必须将它们严格地置于报纸这种“社会公器”和记者这种“社会公人”的批评和监督之下。而报刊要发挥其社会舆论监督这一功能，它本身就必须是自由的。
1927年，首位撰写《中国报学史》的戈公振明确指出，真正的舆论，是民主政治环护之下的“公正意志”——“民主政治，根据于舆论；而舆论之所自出，则根据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 、“言论自由，为报界切肤之问题，此问题不解决，则报纸绝无发展之机会！”而“拥护言论自由，实亦国民之天职也！”一时间，许多报人都以这一思想为报国途径，例如于右任与“竖三民”、〔7〕邵飘萍与《京报》、史量才与《申报》、邹韬奋与《生活周刊》等。
然而，经济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报刊舆论要获得真正的自由，首先必须做到经济独立。关于报刊经济独立对言论独立的重要性，主持《申报》长达22年的史量才深有体见。1921年，史量才在接待美国新闻学者格拉士（F．P．Glass）访问时说，“鄙报创立至今，已四十九年，较鄙人之年岁，尚多六载。鄙人办此报，现历十年。以敝报言，如老人之身。惟全馆同人皆竞自勉，以新精神鼓运之，使向前进。现在营业收入可以供用，故可自信不受任何方面津贴，虽十年来政潮彭湃，敝馆宗旨，迄未偶迁。孟子所谓‘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与顷者格拉士君所谓‘报馆应有独立之精神’一语，敝馆宗旨似亦隐相符合。且鄙人誓守此志，办报一年，即实行此志一年也”。〔8〕
1926年，张季鸾在续办“新记”《大公报》时，实践了报刊的经济独立思想，他在社论中指出：“欲言论自由，贵在经济自存，故吾人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其后大公报的接任者胡政之，也秉持独立经营思想充分确保了《大公报》对自由主义的贯彻。在《大公报》走过的百年历史当中，最受新闻界赞誉的便是秉承“独立精神”直言论政的文人风骨。
自由主义与新闻教育之契合
当时报刊事业的发展，亦促进了中国近代新闻教育的滥觞。事实上，在五四运动之前，蔡元培以“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的教育理念作为北京大学的办学理念时，已涉及到了以自由主义和伦理学为背景的教育思想，当中包含了对新闻教育的开拓。在他的大力支持下，北大于1918年成立了由徐宝璜主持的“新闻研究会”，开启了中国新闻学课程之始。
徐宝璜在美国密苏理大学受过系统的新闻学教育，在对西方报业进行考察和研究的基础上，把西方自由主义报刊理念转化为适应当时中国发展进程的新闻学思想，并应用于新闻教育中。徐宝璜坚持，一个新闻人首先必须是一个合格的自由主义者。在他看来，只有当新闻从业人员具备自由主义所要求的公共化和独立性职业品格，才能保证报纸真正具有公共化和独立性。报纸具备了独立性，方能真正传达民意，从而形成强大的舆论，监督政府和抵御压制。
为培养出社会和民众需要的新闻从业人员，徐宝璜认为，必须保持新闻教育独立于政治的立场之外，任何来自官方或政治派别的染指，都将给新闻人才的培养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徐宝璜对中国自由主义新闻事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新闻教育方面。当时，在北大与徐宝璜并肩实践蔡元培独立自由教育精神的还有邵飘萍，他不仅在理论上有所建树，还留下了丰富的实践经验。邵飘萍对中国新闻自由主义事业的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
1． 创办了“北京新闻编译社”和《京报》，使自由主义新闻思想能有大规模实践的机会；
2． 与蔡元培、徐宝璜等共同创办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同时，他在北京大学建议创办的新闻学科，为中国新闻学教育事业的肇始；
3． 撰写了包含自由主义思想的学术论著———《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新闻学总论》，深入探讨了自由主义新闻观在中国实践的可能性。
1918年10月，《京报》创刊，邵飘萍亲自执笔撰写发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他认为，任何官方、党派和政治集团性质的报纸，都无法担当和履行代表人民监督政府的神圣职责，要做到这一点，惟有创办真正的民间报纸。此外，报纸还肩负着唤醒民众的责任，让民众真正意识到每个人都是自由之身，都享有管理国家、监督政府、自由批评政府的天赋权利。这一发刊词，充分体现了邵飘萍的办报观念和立场。同年，邵飘萍在北大讲授新闻采访学。在他的讲稿中，清晰体现他对记者品格的重视：
1． 职业道德是新闻人的“第一要素”，新闻人只有严格遵守这一点，才能胜任新闻监督的工作；
2． 记者首先应该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要超越任何阶级和政治集团，才能做到客观公正，保证新闻的真实性原则；
3． 新闻是“易碎品”，尤其是记者的品格和情操，一旦打破，就无法弥补。
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邵飘萍结合新闻实践，大力宣扬自己的理念，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几代报人和新闻学者的努力下，20世纪的中国新闻传播事业，逐渐由近代向现代化迈进；同时，科技的进步也使得大众传播从单一媒体发展为多元化。尽管在长达半个世纪的过程中遭到了诸多阻滞，但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市场经济作为深化改革的目标之后，新闻事业又有了新的发展，并呈现出另一番景象。
二、喉舌论的发展历程
中国共产党的报刊理论中常用“喉舌”一词来比喻说明大众媒体的性质和作用。“喉舌论”[9]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理论指导下提出的。马克思曾说过：“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0]据此，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大众传播事业理所当然应受制于经济基础并为之服务，中国也不例外。中国的大众传媒不仅应保证其社会主义性质，还须服务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
事实上，在“维新”时期，严复“通中外之故”与谭嗣同“能上下之情”的办报思想，已是“喉舌论”基本观点的雏形。而最早提出“耳目喉舌”之说的，则是梁启超。1896年，他在《时务报》上发表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写道：“其有助耳目之用，而起天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11]然而这时期的“耳目喉舌”之主张，并不等同于中国共产党的“喉舌论”。
1929年，《党的生活》在出版启事中阐明“《党的生活》是一般党员的‘喉舌’”。[12]自此之后，“喉舌论”在中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从党的喉舌，到提出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其含义乃与时俱进迭有所增。新闻媒体的喉舌功能亦一直为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人所强调。毛泽东明确提出“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13〕邓小平要求宣传思想战线的战士“作为灵魂工程师”，“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胡耀邦：“我们党的新闻事业，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事业呢？就它最重要的意义来说，用一句话来概括，我想可以说党的新闻事业是党的喉舌，自然也是党所领导的人民政府的喉舌，同时也是人民自己的喉舌。”〔14〕 江泽民也指出：“我们国家的报纸、广播、电视等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这既说明了新闻工作的性质，又说明了它在党和国家工作中的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15〕
针对“喉舌论”的衍变，上海复旦大学李良荣教授以“圈子理论”概括之。李教授在出席《新闻记者》首届理事会时作了题为《当前中国传媒态势分析》的演讲，指出：关于媒体是喉舌的定义有大圈、中圈、小圈之分。大圈是指“凡是媒体都是党的喉舌”这一传统观点，中圈则缩小了范畴，以“新闻媒体是党的喉舌”来表达，小圈划定的是“党报党刊是党的喉舌”，外延更为收紧。李良荣教授认为，中国进行新闻改革25年来，“大圈”之说已基本消失，现在“中圈”与“小圈”之间徘徊。在他看来，当今的“喉舌论”适用于“小圈”，即对党报党刊实行特殊的政策并给予保护，以充分发挥“党的耳目喉舌”的作用；而其他媒体则应进入市场接受洗礼。[16]这一观点十分切合现今中国社会的实际。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WTO）后，传统的喉舌论已不足以解决中国传媒活动中所出现的问题，新闻媒体的职能不再是单一的宣传政见、传播信息，而是逐渐迈向多元化。同时，多年来中国媒介事业侧重社会效益，轻经济效益；重新闻采编，轻经营管理；重喉舌论，而轻产业论，致使中国传媒业在市场竞逐中处于劣势。要扭转这种局面，必须先将“小圈”外的媒体放入市场接受磨炼。
然而，市场竞争的盲目性、残酷性，可能会导致传媒事业的无序性，这就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于是，“舆论导向”的提出便成了另一个契机。
三、舆论导向
“舆论”这个概念在中国史籍中的记载可以追溯到西晋的《三国志》和唐代的《梁书》，当时用于泛指众人的看法，与现代意义的“舆论”概念有较大区别。
现代的舆论（Opinion Publique）概念始于1762年，卢梭在他的《社会契约论》中首次把“公众”和“意见”两个词汇联系起来表示“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则视舆论为“不可数的无名公众的意见”。[20]在中国，随着舆论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对舆论的定义众说纷纭。
陈力丹教授综合多位学者的见解，得出：舆论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具有相对的一致性、强烈程度和持续性，对社会发展及有关事态的进程产生影响。其中掺杂着理智和非理智的成份，包括：舆论的主体、舆论的客体、舆论本身、舆论的数量、舆论的强烈程度、舆论的持续性和舆论的功能表现。这七个要素缺少任何一个都无法构成舆论。
舆论的传播方式多样，其中能使其得到最广泛传播并产生最大效应的，莫过于大众传媒。随着社会的发展，大众传媒与舆论的关系日益密切，可以说，大众传媒已成为舆论的物质载体。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到新闻媒体反映、传播、影响、引导舆论的巨大作用，遂赋予国内媒体舆论导向的职责。
作为中国共产党新闻和宣传理论中的一个概念，舆论导向的首次提出是在1994年1月24日，江泽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的讲话中。他说道：“正确引导舆论，是党的宣传思想战线非常重要的工作。”“舆论导向正确，人心凝聚，精神振奋；舆论导向失误，后果严重。”[18]后来这一思想被概括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同年，他在视察《人民日报》时再次强调舆论导向的重要性，指出：“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 [19]足见舆论导向在党和政府工作中的重要地位。
舆论导向的内容在新闻实践中逐渐丰富，陈力丹教授将它们概括为七点：[21](一)、党领导的各大媒体中，不得出现与党中央的精神和当前政策不一致的内容。(二)、要积极主动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引导群众正确理解这些方针政策。(三)、舆论中如果出现与中央精神不一致的地方，各媒体要做好引导工作，将舆论引导到党的精神的轨道上来。(四)、当出现新闻报道和宣传上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时候，要及时提醒，努力防止错误倾向可能的蔓延。(五)、对于不利于我们的信息，必须抵制，不得擅自发表。(六)、以严格遵守党的宣传纪律来保证舆论导向的正确无误。(七)、提倡记者打好专业知识的根底，研究的宣传技巧，增强宣传引导的效果。
这七个方面主要指明了舆论的政治引导方向。同时，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还对受众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引导作用。
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能否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充分反映了新闻媒体对党和国家、受众的责任感。如何做到舆论导向的正确，也益显重要。根据中国传播学者对舆论形成、反映、传播和引导规律的研究，北京广播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雷跃捷教授在《新闻理念》一书中，总结出新闻工作者进行正确舆论导向应达到的四个要求：1．宜解不宜避，坚持舆论引导的鲜明性。2．宜缓不宜急，把握舆论引导的渐进性。3．宜全不宜片，讲求舆论引导的辩证性。4．宜诱不宜硬，注意舆论引导的启发性。〔22〕
这四点又被称为“舆论引导的艺术”，其中又以“宜诱不宜硬”最具引导的艺术性，做到这一点，便几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强调的“三贴近”思想。
当前新闻政策—“三贴近”
2003年4月3日，李长春在中央宣传思想文化部门负责人会议上强调，要从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入手，加强和改进宣传思想工作，使“三贴近”在宣传思想领域蔚然成风。“三贴近”可谓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又一新闻传播理念，其具体内容包括：
贴近实际，根本要求就是真实地反映客观事实。现阶段中国新闻媒体应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的实际，真实反映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贴近生活，就是深入到百姓生活中，以客观现实和社会主流为基础，挖掘鲜活事实、展示美好前景，激励群众为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而协力奋斗。贴近群众，就是新闻媒体扎根于群众之中，切实为群众办事，并以他们的态度和想法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23〕
长期以来，政府过于强调媒体的“喉舌功能”，致使新闻媒体没有摆脱领导讲话、会议新闻、公布政令的报道方式，与读者距离太远。因此，在“三贴近”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的党报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首先进行大刀阔斧改版的是《人民日报》，不但增加了清新可读的文章和大量新闻图片，版面编排也显得活泼多变。
2003年上半年两会期间的新闻报道中，新闻媒体不再沿用过去的报道方式，而是让权威性的内容变得可亲、可读、可信；不再照抄文件，而是积极地在会议中发掘精彩点，更多地报道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让人们从身边小事的变化中了解“两会”的作用和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重要性。
然而，新闻媒体的改革，并不意味“喉舌论”已为过时之说，而仅仅表明，在当今全球化的竞争下，单纯的“喉舌论”已无法指导媒体的发展。正如前面所引李良荣教授之言，让党报党刊继续充当党的“耳目喉舌”，而“小圈”以外的媒体则在市场竞逐中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认真贯彻“三贴近”。
总之，不论党和政府的新闻政策如何衍变，媒体始终应坚持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视“党和人民都满意”为己任，并将这一宗旨贯穿于新闻工作的各个方面。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这并非易事。中国著名新闻法学家魏永征教授认为，要同时不违背党和人民的意愿，新闻媒体至少应处理好以下十对矛盾：1．新闻功能：宣传和传播2．新闻单位性质：宣传机构和大众传媒3．传播方式：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4．新闻媒体宗旨：贯彻党的意图和满足受众需要5．新闻处理：指导性和可读性6．表达内容：报道官方消息和反映民意7．舆论监督：批评要批准和群众行使批评权8．经营管理：事业和企业9．新闻效果：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10．发行：行政指令和市场销售
平衡这些差异和矛盾是中国媒体的首要的基本功力所在。以上十个方面处理好了，即达到党和人民都满意的境界，也就功德圆满了。〔24〕
四、公共文明利器———舆论监督
除了导向作用，舆论还具有监督的职能，即舆论监督，它是指以舆论为工具的监督方式。[25]第一个在中国提出舆论监督概念的是梁启超，当时，他称之为“名誉监督”，是指人民大众通过议论、评说等影响名誉的方式施行监督。这与当代的“舆论监督”有很大的差别，后者的意义更多是社会公众运用新闻批评，对政府的各项工作进行监督。
舆论监督是社会进步和公共文明发展不可忽略的一环。中国正处于改革时期，社会发展变幻莫测，各种矛盾层出不穷，这便需要被誉为社会公器的新闻媒体充分发挥监督的功能，避开社会各领域的暗礁，推动改革的顺利进行。媒体进行舆论监督的最主要方式是发布信息，公开新闻事实，使大众知晓社会动态及政府所推行的举措；而政府亦能够经由媒体的信息，及时了解社会民情，并掌握群众关注的焦点，获知倾向性意见，从而进行决策。2003年初发生在广州的“孙志刚案”，充分显示了国内媒体舆论监督的功效，在中国新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孙志刚案改变收容制度
被收容致死者孙志刚是湖北黄冈人，2001年从武汉科技学院毕业后在深圳一家公司工作，2003年2月份应聘来到广州一家服装公司。
3月17日晚上10点，孙志刚离开与朋友合租的住房外出上网，由于到广州才20多天，所以孙尚未办理暂住证，出门时也没携带身份证。当他从网吧出来后，因无暂住证而被带到了广州市天河区公安分局黄村街派出所，接着又被送往广州收容人员遣送中转站，期间遭人拳打、肘击、脚踩、跳起来在背上跺，甚至抬起来往地上摔。其后，收容站将他送往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最终因伤势过重死亡。孙志刚的尸检结果表明：事主死前72小时曾遭毒打。
新闻内涵及变化
新闻人 发表于 2007-10-04 10:45:46
变化中的新闻内涵
作者单位：中国教育报
——美国主要媒体２０年来新闻报道的变化新闻真的存在一种娱乐化的趋势吗？这是最近美国对其主流媒体20年来新闻报道趋势进行调查研究时提出 的疑问。
这项由美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和Medill新闻服务华盛顿局主持的研究，对包括《时代》杂志、《新闻周刊》 、《纽约时报》、《今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华盛顿时报》、《洛杉矶时报》、全国广播公司（NBC） 、美国广播公司（ABC）、美国有线电视网（CNN）等16 家主要新闻媒体，在1977—1997年的6,020个新闻报道 进行了研究和分析。
这项研究的第一部分比较了1977、1987和1997三年中7 家媒体的新闻报道。它着眼于每年一个月（3月份） 3家主流的广播电视网的所有报道和《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的头版报道，以及1977、1987和1997三年全 年《时代》杂志和《新闻周刊》所涉及到的3,760篇报道。
第二部分比较了1997年秋季超过六周时间的16家媒体，包括3 个晚间新闻广播，所有主流的广播电视网， 《时代》杂志、《新闻周刊》和5家报纸的头版新闻中的2,260篇报道。
两部分研究从报道重点和主题两个基本方面对新闻报道进行了考察。
研究发现，新闻报道的重点和主题正在逐渐转向生活方式、著名人物、娱乐和名人犯罪及丑闻，而离开政 治和国际事务。
新闻报道中存在着一种广泛的大众化的趋势， 传统的硬新闻（Straight news）在减少。这种趋势使新 闻更加主题化， 使新闻工作者更像一个事件的讲述者和调停者，而不是随时活跃在突发事件现场采访的新闻记 者。
新闻媒体在市场化过程中分别找到了自己的适当位置，其结果是，使公众的社会洞察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 新闻报道。主流电视网的新闻杂志取代了纪实报道，但所有报道几乎都放弃了诸如政治、社会福利、教育和经 济这些传统的题目，而沉湎于对生活方式的厚爱倡导以及“对人们有用的新闻”的各种栏目中；曾经很专注于 传播新思想的新闻杂志转向对名人的报道；报纸仍把关注政治、对外政策与民主政治作为一种特色；新闻广播 网则成为所有这些内容的混合物。
如果说，新闻媒体报道的定义在扩大，电视等媒体所传播的信息包罗万象，但名人、娱乐和丑闻却在所有 给予受众的东西中占有非常大的比例。电视网中诸如“娱乐今宵”、“直通好莱坞”这类“冒牌”的新闻计划 在不断增多。
虽然对于什么是娱乐和什么是新闻还应进一步研究和探讨，但调查所得出的数据，很清楚地表明新闻媒体 出现的这种巨大变化。
这项研究并未试图得出这些趋势必然是积极或消极的确定评价。但事实上，这些变化已经产生了结果。新 闻媒体显然在关注着生活的更多领域，正在改变惯常新闻报道的结构，并试图使新闻报道更加贴近受众的生活 。冷战的结束和社会、经济的变化，使许多传统的新闻报道很自然地转向更加贴近公众的生活，而媒体的变化 也有所不同，从而使读者、观众和听众产生分化，不同的新闻栏目转而寻求适应于不同受众的口味。
重点的转移与主题的变化
20年前，“昨天发生了什么”这样的关于事件的硬新闻，在新闻报道中处于支配地位。而今天，新闻报道 则更多地趋向于间接的或主题式的报道。1977年，超过半数以上（52％）的报道基本为发生了什么事件的硬新 闻报道。而1997年，具有这种特点的报道在全部报道中只占32％，下降幅度为20％。
今天报道的重点已不再集中于决策过程、战争与和平，政治也不再集中于对事件进行深度的连续分析报道 ——这些都曾被称为传统新闻的重点。人物、人们感兴趣的事情和对人们有用的新闻仍为重点，而丑闻、稀奇 古怪的事物以及对未来的恐惧则成为新的报道重点。
例如，在1977年，具有传统新闻特点的报道在数量和影响上，超过以名人特写或丑闻为重点的报道，两者 比例达到2∶1，32％为传统报道，15％为特写报道。
20年后，这种关系已颠倒过来，只有25％的报道集中于传统题目，而超过40％的报道着重于比较轻松的或 耸人听闻的题目。
只要简单地考察一下报道的内容即可发现，其主题也有与报道重点类似的改变。关于政治方面报道的数量 从1977年到1997年下降了38％，虽然仍占相当大的比例，但已从报道的33％下降为20％；关于国际事务的报道 数量也下降了25％。而对著名人物、娱乐或名人犯罪的报道却在上升，对宗教的报道也在增加。
报道重点与主题的这些变化，体现出新闻报道正在覆盖更加广泛的领域。然而，这一研究未能回答的问题 是，扩大了的新闻报道领域是否有助于满足读者、观众和听众在一个民主社会中的更多的需要？新闻报道是否 在娱乐方面走得太远？
研究发现，新闻杂志向读者推荐的报道也已经发生变化。1977年，对政治或国际事务的报道，几乎相当于 《时代》杂志和《新闻周刊》全部报道的33％。1997年，这一数字下降了60％，只相当于全部报道的10％。而 这一变化主要发生在1987—1997年之间。
有关名人、性感明星或色情的形象封面报道，从1977年到1997年却成倍增长，从16.7％增加到33％，有关 这方面报道的新方案从8 ％增加到15％。在杂志封面上，诸如七胞胎的父母这样未必是成功人士的报道，也从 7％上升到13％。
新闻媒体之间的差别
今天，许多美国人对事物认识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闻报道的结果。从这项研究的第二部分可以 发现，不同种类新闻媒体报道范围的差异，取决于媒体对自己恰当的市场定位的理解。
主流电视网的定期新闻杂志 电视新闻网具有一种与人们生活贴近的报道风格，其超过55％的报道集中于 生活方式与态度、名人娱乐以及对观众有用的题目，还有23％的报道集中于犯罪和困难的审判案。只有8％的报 道集中于教育、经济、国际事务、军事、国家安全、 政治或社会福利问题。
这些把重点放于大众化的报道而远离政治、国际事务、教育和宗教的节目并非突然出现，而是以黄金时间 的娱乐节目为背景，往往很能打动那些通常不看电视新闻的观众。电视网的许多深度报道和绝大多数调查报告 都摒弃了传统的新闻题目，人物介绍和犯罪成为电视新闻杂志中最大众化的报道种类，其次是消费新闻、健康 、医药、法律和审判。
纸介新闻杂志 《时代》杂志和《新闻周刊》在报道重点上有明显的变化。最值得注意的变化之一是思想 意识方面的报道下降。1977年，几乎20％的报道集中于政治或思想方面，1987年下降至5％。今天， 《时代》 杂志和《新闻周刊》最经常的报道领域在于消费和健康以及名人娱乐新闻。与电视和报纸不同的是，新闻杂志 硬新闻报道的重点仍保持不变。
新闻广播网 新闻广播网被称为一个混合物，如电视网一样逐渐放弃了对许多传统新闻领域的报道。其新 闻报道重点的最大变化，是有关丑闻的报道数量明显上升，从1977年的仅0.5％上升到1987年的17 ％和1977年 的15％。这表明，丑闻已成为过去20年间新闻报道集中关注的题目。在被调查的1987年报道中，高潮出现在对 伊朗门事件的报道中，而1997年没有特别集中的高潮。
新闻广播网报道重点的第二个变化是，对人们感兴趣的事情和生活质量的报道上升，从1977年的8％增加到 1997年的16％。 人们感兴趣的事情，被限定为与任何特殊新闻事件或倾向无关，而是人们真正感兴趣的有特色 的报道。关于生活质量的报道，被限定为重点是如何改善一个人的生活、健康和安全。
与纸介新闻杂志不同，新闻广播网的硬新闻报道或深度分析报道都大量减少，从1977年的70％下降到1997 年的40％。新闻广播网对国会两党争论及政策的报道也在下降——这曾是新闻媒体持久不变的批评与论战的领 域。
报纸 报纸头版报道重点的一些变化类似于电视新闻网，但程度不同。硬新闻报道从1977年的60％下降为 1997年的30％，下降50％。以丑闻为重点的新闻报道从4％上升为12.5％；有关生活质量的报道从4％上升到8. 3％；对稀奇古怪事物的报道从0.5％上升到4％。 占用头版位置刊发人们感兴趣事情的报道从2％上升到5.9％ 。由此可见，把重点放于人们感兴趣的事情、生活质量、稀奇古怪的事件、名人以及公众安全等各类新闻报道 ，在报纸头版总报道量中的比重，从过去的8 ％上升到今天的近25％。如果说，1977年这些内容的报道在报纸 上只占很小一部分，而到1997年，它们已成为报纸头版的必需品。
除这些报道重点的变化外，报纸头版在适应新情况的同时，仍旧保留着大部分传统新闻种类。虽然百分比 有所下降，但对政治或国际事务的报道仍保持半数以上，1997年60％，1987年60％，1997年50％；对国内事务 的报道也很突出，1997年占头版报道的14％。
集中于1997年秋季6周时间的调查， 可以看出报纸新闻报道主题的趋向。参与这一调查的《纽约时报》、 《今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和《华盛顿时报》，6周中有关政治、国际事务、 司法制度或社会福利的报道 ，分别占报道总数的60.5％、52.5％、56.8％和66.2％，平均达到59％。
可以说，美国报纸、杂志和电视广播新闻网20年来新闻报道的变化，是作为国家主流新闻媒体为适应受众 的口味而作出的一种选择。
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报告
木云 发表于 2007-09-27 16:14:09
进入二十一世纪，我国将开始实施第三步战略部署，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速推进现代化进程，对农业将提出更高的要求。我国的经济结构能否顺利调整，国民经济能否发展的更快一些、更好一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业基础是否稳固。只有加强农业基础，确保农产品供给，才能顺利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只有加强农业基础，开拓农业市场，才能支持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
农业效益和农民收入问题不仅关系到农村的改革、发展和稳定，而且关系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十五"计划纲要提出，必须高度重视农民收入问题，把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做好新阶段农业和农村工作、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基本目标。
"靠天吃饭"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民祖祖辈辈唯一的谋生手段，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方式显然已经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后，农业生产受到资源和市场的双重约束，市场风险增加。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国农业将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根据江泽民同志?q“三个代表”的思想，周家村两委在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拓宽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领域上做文章。吸引外资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带领全村人走上了致富之路在产品供求关系发生变化、市场竞争加剧的情况下，必须对农产品的品种结构进行调整，面向市场，依靠科技，进一步加强优质品种的引进、选育、繁育和推广工作，尽快淘汰和压缩劣质品种，全面优化农作物品种结构，发展优质高产高效种植业。他们为村民们联系了南韩的育种辣椒和西瓜，辣椒2000元/亩，西瓜4000元/亩，西葫芦5000元/亩,环绕村子还重了5000棵柿子树，每棵树收入200多元，年人均收入3800元。
虽然取得了这么大的成绩，但村两委并没有固步自封，他们清楚地知道"地，也就种成这样了，要想再发展农村经济，还是要想办法，上项目。"我觉得要想拓宽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领域，还要在以下三点上想办法：
（一）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
鼓励农民服务组织创新，培育经纪人队伍，加强农业质量标准体系、农产品质量检测检验体系和市场信息体系建设，加快制订或修订农业行业标准和重要农产品质量标准，推广采用国际标准，创建一批农产品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加强农村市场体系建设，有计划地兴建或扩建一批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和科技、劳务等要素市场。搞好农业服务，大力推广优良品种，引导农民发展优质高效经济作物；搞好对农民的科技教育和培训，组织技术人员深入到农户，及时为农民提供技术指导和服务。
（二）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推进规模经营和农业现代化的有效途径，也是加快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带动力量。
1、鼓励采取公司加农户、订单农业等多种形式。要采取财政、税收、信贷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扶持重点龙头企业发展。从信息、技术、资金等方面为龙头企业搞好服务，支持龙头企业建设农产品生产、加工和出口基地，引进、开发和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支持农产品加工企业、销售企业和科研单位带动农户进入市场，与农户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营机制。合理调整农业生产区域布局，发展特色农业，形成规模化、专业化的生产格局。推进农业机械化，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农产品生产成本。
2、提高农产品加工水平和效益。农产品的转化主要是发展畜牧业和水产养殖业。目前，我国农产品加工业水平还很低，通过运用高新技术，实行对初级产品的深加工，还可以为农产品的增长提供极为广阔的市场空间。要加快农产品加工技术和设备的引进开发，发展农产品销售、储运、保鲜等产业，积极促进初级农产品的转化和加工，不断开发名、优、特、新品种，搞好优良品种的繁育。
3、扩大对外开放，发展创汇农业。"十五"期间，我国将加入世贸组织，要以此为契机，千方百计引进国外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我国农产品结构调整优化和升级。建设农产品出口创汇基地，重点扶持和扩大畜禽、水产品、水果、蔬菜、花卉及其加工品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特色产品和有机食品的出口。有计划地组织劳务输出，参与国外农业开发、水利工程承包等。
（三）积极有序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
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步从种植业向多种经营、乡镇企业和小城镇转移，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必由之路，也是使农村丰富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的客观需要。
1、向农业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引导农民更多地从事非农产业，要立足当地资源优势，重点发展农副产品加工、储藏、保鲜、运销等行业，加快改造传统工业，积极发展商业、运输、饮食服务、旅游等劳动密集型产业。
2、发展个体私营企业和乡镇企业。通过深化改革，完善机制，充分调动投资者、经营者的积极性，引导乡镇企业加快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加快科技进步和体制创新，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名、优、特、新产品，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提高乡镇企业的科技水平和竞争能力。
3、加快发展小城镇。小城镇是转移农民的基地，是二、三产业的载体，对增加农民收入具有强大的带动作用。有选择的培育一批重点的中心集镇，努力在城镇投资体制、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等方面取得突破，使小城镇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
4、鼓励、支持和组织农民开展劳务输出。采取多种形式，通过多种渠道，把农村富余劳动力组织起来，到大城市和沿海开放城市务工经商，加快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步伐。
这次"三下乡"活动虽然早已结束，但它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思考，使我们这些"读圣贤书"的人也开始关心"窗外事"。它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在生活着九亿多农民的广大农村中，还存在着许许多多这样或那样问题，那里的经济还不够发达，那里的政治体制还不够健全，非常需要我们这些大学生为祖国的繁荣昌盛，为人民生活水平的整体提高，为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尽自己应尽的一份力，作出自己应做的一份贡献！
中学生家庭与学校教育现状抽样调查
不 发表于 2007-09-27 15:42:37
一、社会转型期中学生对所处家庭和学校环境的感受和态度
1.部分父母老师的德育影响力与子女自身难以协调一致。在被调查的中学生当中，有70.2%的父母较注重子女的德育教育，而且在平时能够作到言传身教，自身具有示范性作用，这对子女的教育是非常有利的，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有29.8%的父母则不是很注重德育的教育，这已是一个不低的比例，事实上，父母亲在家庭内的各种行为所体现的道德、形象和道德内涵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子女的楷模，这在人生观尚未完全定型的青春期前期的少年儿童中尤为如此。父母与子女在家庭里充当的角色与地位存在一定的差异，具体说“父母是施教者，子女是受教者，是依赖者，他对有支配权的一方－－父母，会发现’自居作用’，而子女在这种作用下会追随和仿效父母，以期将来能成为父母那样的人。 ”当然这种机制的作用有时完全是潜意识的。由调查的结果来看，在问及学生“当老师教导您怎样做人与父母教导不一致时，您会选择什么？”有4.7%的中学生选择了（A）“听父亲的”其较之（B）“听母亲的”所选比例4.3%稍高，但由此已可看出现代中国家庭德育中母亲的地位较之古代“父严母慈”的家庭中母亲的地位已有很大的提升，虽然这样，还是可以看出现代中学生对父母的教导的依赖性已下降到足以引起重视的地步，因为也有11.9%的学生选择（C）“听老师的”，可见在学生的品德教育的施行者中，老师无疑是较之家长更具有道德典范和说服力的人物，其所行所言会给尚处在世界观、人生观奠基阶段的中学生带来巨大的塑造性影响。当然，在“父母教导与老师教导不一致时”，大多数中学生还是理性地选择了“谁对就听谁的”（F），这一比例达50.2%，而不是像以上三个简单地选“父亲”（A）4.7%、“母亲”（B）4.3%或“老师”（C）11.9%那样，“谁对就听谁的”表明了他们已具有判断的能力，不盲从、不迷信权威，这是当代青少年心理上的一个显著特征。不过我们仍须看到另一面，竟然有24.3%的中学生选择（E）“谁的说法与我相符合就听谁的”，这一比例之高是让我们始料不及的，我们起码可从中看出当代中学生的“自我中心”倾向的表现，当代的中学生，由于独生子女占较大比例（本次调查结果中，独生子女占66%），在家庭中地位较高，致使一部分学生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特征得到强化。而这种性格特征一方面会导致一部分学生持有过度的“自尊感”，而且对于他们未来生活中面临的人际关系的良好发展无疑是一种潜在的阻碍。这一部分学生较之前面“谁对就听谁的”那些学生而言，更难以与人相处，常常以自己的价值标准评判一切事物，难以做到客观、公正和替他人着想，这是我们今后的教育工作中所应重视的一个问题。
2.学生在家庭内、学校内缺乏与家长、老师的情感交流，就调查问卷中“交流状况”一题而言，“与同学谈心或讨论问题”是中学生人际交往中最为频繁、最为主要的形式，用SPSS中的Descriptive（描述性统计）功能得出中学生总体对“与同学交流与讨论”一项的总体平均值为1.87，在取值①“非常多”与②“较之多”间，靠近“较多”，这反映了中学生的人际交往对象中，同辈群体和首届群体间的交流更容易让他们接受，正是在这种交流中个人开始作为一个主动参与者，作为一个社会的“准成员”逐步领会各种社会角色的含义和规范。其次，“与父母一起看电视”的总体平均值为2.53，在取值②“较多”与取值③“一般”中间。但相比之下，语言的交流状况则不是很令人乐观，“与母亲谈心和讨论问题的总体均值为2.71已靠近”一般“水平，”与父亲谈心和讨论问题“均值为3.13，”与老师谈心和讨论问题“均值为3.62，已在”一般“与”较少“之间，且大大低于与母亲的交流状况均值。由以上数据得知，青少年选择的交流对象首先是同学或朋友，其次是母亲，再次是父亲，最后才是老师，这同目前的学校教育现状有关，据调查，仅有1.7%的学生承认经常有老师到家中家访，有20.7%的学生承认偶尔有老师家访，有77.4%的学生从未见过老师家访。同样，在对“学校诸方面的满意度”调查中，学生最不满意的列举项中，排在第三位的就是学生认为“师生间缺乏交流与理解”。应试教育格局下师生间缺乏交流，亲子间缺乏沟通已成痼疾，目前，素质教育已提到中国教育改革的议事日程上，我们相信在将来的学校教育中，越来越多的师生间会建立一种融洽、和谐的友谊关系，这是新时代社会的需要，也是未来人人格的需要。
3.对家庭、学校的各种状况的满意度：在问卷上，我们一共询问了中学生对其家庭的七种基本情况的满意度，得到的每项的平均值均在取值②“较满意”与取值③“一般”之间，但达不到超过“较满意”的水平，按满意度从高到低地排列为：“父母从不体罚自己”（2.12，指均值，下同）；“对父母的职业”（2.27）；“对家庭的住房情况”（2.41）；“对家里给自己的零用钱”（2.48），“对家庭的收入”（2.53），“对家庭对自己的兴趣的了解”（2.56），最低的是“听取自己的意见”（2.74），由均值最低的两项来看，目前中学生对家庭觉得较不满意的方面主要还是亲子间的交流与了解不够，特别是对自己缺乏一种“以成人对待”，能够给自己在家中以一定的决定权和发言权的民主态度，这对于处在青少年期的中学生而言，是一种缺乏认同与肯定的不利因素，故而当我们在“自我评价”一题中询问“您觉得自己是否独立”，回答值的平均值为1.88，非常靠近值②“一般”水平，由此可见青少年学生面对以上家庭环境难以培养自我的独立感与成就感.
以上列述的道德协调状况；人际沟通状况；对学校家庭环境的满意度三个方面的问题均是个人社会化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环境因素，所以寻找当代中学生对其家庭、学校环境的认识和感受态度，是有助于解释他们的社会人格特征的，这也正是我们罗列出以上的调查数据的原因。
二、偶像崇拜与人格倾向－－从职业分层的角度看
在我们的调查中，询问了“你最崇拜哪种类型的人？”得到以下结果：在所列的13项偶像类型中，选择“体育明星”作为崇拜偶像的人数最多，占总体的15.2%，其次为歌星和电影明星占总体的13.8%，由此可见“星”在中学生心中的份量，共有29%的学生崇拜明星，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很大一部分中学生渴望自主、渴望展示自我、期望自己成为社会注目的中心。这一点是同上文的调查结果不谋而合的。同时有13.8%的人选择了不崇拜任何人，在这里，自主意识选择了一种略带反叛精神的形式出现，这样的青少年已不满足于崇拜他人，他们变得敢想敢干，他们或许崇拜的就是他们自己！不管我们赞同与否，这种社会人格却是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时代所要求的，中国太需要一批自视颇高、敢想敢干的年轻人了！位居第三的选择是“军人”，占11.6%，当今的军人身份受到中学生的青睐与其享有的较高社会地位和待遇有关，而且近年来我国面临的不大太平的国际政治环境又使军队的实力有所上升，其在未来将报考高校或参军的中学生中形象有所改善。接下来是“科学家”，占10.7%，传统的崇拜偶像已不大占优势，代之而起的是对“商界名人”的崇拜，占8.9%，可见当今社会的年轻人已告别了往昔“耻言商”的旧日景况，他们当中的一部分已具有对财富追求的理想目标，相比之下，选择“著名政治家”为崇拜偶像的只占4.9%，选择“优秀教师”作崇拜偶像的仅占2.2%，由此我们可以想像虽然师范院校在高考中也是报考的热门，但在报考的考生中又有多少人是以当老师为人生的理想呢？传统的偶像在当代中学生心目中已日益显得没有魅力，其中选择“生产劳模”的比例最低，为0.9%，只有极少数的中学生期望未来作一个“优秀的工人”。
由以上的数种偶像崇拜的排列状况看，在当今中学生的社会人格结构中，有一些新的特点出现，乐于表现自我，注重自身的独立性，敢于直言利益，注重职业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对强调奉献而回报不高的职业类型兴趣不大。或许我们可以说这是功利的一代，但事实上，这正是商品经济所呼唤的社会人格。他们是历史与文化的适应者，但更是未来的开拓者。
三、当代中学生社会人格结构现状的分析
社会人格的结构，我们这里是指各种社会人格特征在该群体意识中的等级分布状况，等级作为结构的特征之一，它有着高低之分，而评判高低的标准，在这里我们采用“〔垂直的等级〕－－以能量的获得的优先排列顺序” 即社会人格的结构中的高低等级的划分为准，主要是看主体对各种社会人格特征的重视度或试图改善的努力度－－这是能量的一种形式。具体地说来，在当代中学生的社会人格特征中，哪些是拥有高赞同度的，哪些是拥有中等赞同度的及哪些只拥有低等赞同度，这就是他们的社会人格结构特征。在我们的调查问卷中，有关的题目为“您认为一个人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回答的选项共包括当代人的普遍人格特征为14项，其中被选比例最低的为第10项“勤俭节约”（比例为1.4%），而被选比例最高的为第1项“自尊”和第4项“善良、宽容精神”（均为14.2%），于是我将1.4%～14.2%之间的距离三等分。得出1.4%～5.7%，5.7%～10%，10%～14.2%三个比例值的等级区间，每区间的长度均约为（14.2%－14.2%／3）≈4.3%。这样就得出了低赞同度、中等赞同度及高赞同度三个等级划分的层，下面将分别讨论三个等级层中的社会人格特征.
低赞同度等级层：属于此层中的社会人格共有6项：分别是⑤“独立思考”（4.4%）；⑥“慷慨大方”（1.9%）；⑧“有合作精神”（1.9%）；⑨“尊老爱幼”（3.6%）；10“勤俭节约”（1.4%），这些社会人格在当代中学生心目中属于不被重视的类型，他们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才认为其为“最重要的品质”。“勤俭节约”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但在当今社会环境下的青少年已不再信奉他们的父辈所秉承的经济观，更多的人体现出一种理财的新观念，他们讲求生活的质量，却又不会轻视每一分钱，该花的决不吝惜，不该花的决不胡花，故只有1.9%的人赞同“慷慨大方”为最重要品质。而“尊老爱幼”的比例之低，则恐怕要归咎于现代家庭中子女的地位畸形偏高，中学生普遍有“小皇帝”心态。他们对这样的传统美德，缺乏较深的体会。在生活中养尊处优，不能吃苦，因此也不大赞同“工作勤奋”的踏实态度，由于上述家庭、学校的某些原因，现代中学生的独立性也不够强，同时现行的教育体制中鼓励学生思辨精神的因素甚少，故中学生也普遍未认识到“独立思考”的重要性。最后，中学生中“缺乏合作精神”的态度是最令我们担忧的，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专门化，以及人们的社会交往日渐变得“大量化、深度浅”的特征，个人要想在未来的社会中获得成功而又缺乏合作精神则无异于天方夜谭，当代中学生未能认识到这一点，而过分强调个人的能力，以个人为中心，这是极为有害的。
中等赞同度等级层：在这一等级层中，共有四项。②“正义感”（8.2%）；(11) “竞争意识”（6.0%）；(12)“待人真诚”（9.2%）；(14)“意志坚强”（8.0%）。其中②、(12)两项更接近传统道德对国人的要求，当今的中学生虽对正义感有中等程度的支持，但结合“偶像崇拜”中的仅5.8%的人崇拜“见义勇为”的英雄，可见大多数中学生只是渴望社会正义却少有人敢于身为社会正义的承担者。他们因为得自于父母和老师的理解较少，故期望“待人真诚”成为普遍的社会环境。而展望未来，“具有竞争意识”和“坚强的意志”却是现代人必具的心理条件，这两点，恐怕当代中学生在此方面还有待提高。
高赞同度的等级层：在这一等级层中，共有4项。①“自尊”（14.2%）；③“同情心与爱心”（11.0%）；④“善良、宽容”（14.2%）；⑦“对国家、民族、社会的责任感”（13.2%），由它们可以看出，当代中学生的社会人格中，以爱国为己任已受到高度赞同，强调自身对国家、民族、社会的责任感成为共识，这同几年来我们狠抓爱国主义教育不无关系，调查说明，当代中学生是爱国且有高度责任感的群体，他们已初步认识到在社会生活中的自身的国民责任，这是令人欣慰的。中学生渴望宽松的人际关系，要求在“有同情心与爱心”的环境中生活，同时渴求理解性的“善良、宽容”的人格，这对目前我们的大多数家长和教育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培养人、塑造人的“园丁工程”中，更加充分地认识人、研究人是新时代教改工作的核心内容之一，维护青少年正当的“自尊”，消除畸形的“自尊”，给他们社会人格的健康发展提供正确的道路。
四、总 结
在对当代中学生的社会人格现状的调查研究中，看到了光明的一面，也看到了不足之处。当代中学生正以一种具有时代特征的身影走进我们的研究视野。理性化与功利化并存，日益渴求独立却缺乏理解，欲自立而又不能完全自立的他们无疑是我们国家、民族未来的希望，历史选择了他们并塑造他们，他们的社会人格将是21世纪中国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人格，社会在进化、人也同样在进化，诚挚地希望其中那些不和谐的音符不会影响这一首瑰丽的交响曲。